星云大师《往事百语》：勇敢的一面

同成佛道

    我生性随和谦让，从小甚得长辈疼爱。一天，一位史老师见我被同学欺侮，对我说：「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这个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头，数十年来，自我奋发，精勤努力。现在回顾往事，我自觉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神州处处风声鹤唳，连故乡扬州也不例外，炮火枪声，街头巷战，时有所见，尸横街头，怵目惊心。在枪林弹雨中，我不仅曾经见义勇为，救活一位中弹受伤的国军，告诉大人用门板送他回后方；逃难时，更有躺在死人堆里的经验。那时，我不过十岁，在家人眼中，我是个胆识过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随著母亲，离乡背井，去寻找经商失踪的父亲，虽然烽火漫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到了栖霞山，我为了一句不经意承诺的话而毅然出家，说来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国共相抗激烈，我那时二十一岁，出任白塔小学校长。白天，国民党军队来校搜查共产党；晚上，共产党游击队又前来突袭国民党部队，如是每天都在夹缝中提著性命度日，但是却从不感到畏惧。
    当时佛教积弊甚深，连本身自保尚有问题，遑论发挥济世度众的功效。有监于此，我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来，在宜兴创办《怒涛杂志》，到徐州编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张贴墙报，发送传单，甚至街头讲演，宣扬革新佛教、迈出山门、走入社会、广利众生的理念，虽然备受旧势力的打压，但凭一股兴教护国的热忱，我们不畏权势，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们来到了南京华藏寺，蒙住持荫云和尚厚爱，将全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寺内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却不料与旧僧冲突日甚，加上我们的思想前进，已然触怒了当地的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旧僧与官僚遂勾结起来，对我们百般迫害，煮云法师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松峰、松泉法师几乎丧命街头……。我任职监寺，每天出生入死，却了无惧意，只觉得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溢胸怀，鼓舞著我们为教奉献。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谭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觉民等，为了拯救黎民于倒悬，尚且不惜牺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兴佛教，普泽苍生，若不肯勇敢牺牲，又岂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国势颓危，我与同道智勇法师相约：要为佛教至少留下一人，以续佛慧命，绍隆佛种。于是决定：他留守大陆，我则孤身来台。由于长年深居内地，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对于台湾的印象，竟然还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蛮荒瘴疠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师不也历经流沙猛兽之险，只身西行，取经访道吗？古德有云：「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孑然一身地到达人地生疏的台湾北部，几经辗转，才独自一人至宜兰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环岛布教。多年后，不懂英语的我，还曾经数度只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当年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对陌生的环境及遥不可知的未来，所凭者无非是坚定果决的勇气罢了。
    来台初时，举目无亲，我四处寻求挂单，却频遭拒绝，备受奚落，而三餐不继，饥寒交迫则是常有的事，我却从不为此气馁。早年，孙张清扬女士对我礼遇有加，并有意出资送我出国留学，我一贫如洗，却未曾动心，更未尝向她诉穷求援。虽然那时无钱无缘，斗室中连一张陈旧的桌椅也没有，为了接引知识分子，我竟能首开先河，发起大专青年学佛，记得当时优秀的青年吴怡、张尚德、王尚义等，都是参与第一次佛教座谈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处筹款，买下佛光山的土地后，身上仅余微薄的一万元作为开山基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佛光山的各种建设，不也证明了勇气比金钱的力量还要大吗？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间杀生拜拜的陋习，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弘法队，带领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创新不断招致非议，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扬言要杀我而后快。我并不因此而稍有惮色，继续开风气之先，灌制唱片，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佛教节庆时穿插歌舞表演……，反对的声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坚持理想。
    现在，各个道场纷纷效尤这些弘法模式，说明了当初的勇于创新有其必要。为了要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视，我还举办空前未有的佛诞花车游行、大藏经环岛宣传团、运用视听器材的环岛布教等活动，果然掀起了学佛热潮。回想当时我们既无文宣专才与组织经验，又要经常面对教内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轰动，实在是靠著不退转的信心与勇气所使然。
    弘法布教固然是困难重重，建寺安僧，乃至办学培养僧才，也不无种种阻碍。一九六五年，我在寿山寺兴致勃勃地向大众宣布要创办佛教学院时，却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师父！您办佛学院，我们无法长期支持经费，将来您会没有饭吃。」诚然，我当时财力匮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吓而退志，仍然决心办学，佛教学院于焉成立。三十年来办学不辍，毕业的学生人数愈千，遍布海内外，不断为佛教献身卖力，而当年入学的学生慈嘉、慈怡、依严、心定、依恒、心如等，随我开山辟地，建立不少汗马功劳，目前都是佛光山最优秀的职事。常自庆幸：当年若稍有迟疑，不知要凭白损失多少法将良才。
    决定筹建佛光山时，也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信徒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宜兰雷音寺、高雄寿山寺可以听经礼佛，又何必要千辛万苦另拓道场？于是我特地包了一辆大巴士将大家带往现场，以便实地说明心中的理想，没想到他们见到刺竹满山，野草没胫，更加害怕起来。大家不但不肯下车，还说：「这种鬼地方，有谁会来？要来，师父您自己一个人来吧！」我独自下车，信步绕山一匝，思惟良久后，笃定地对自己说：「我，非来此开山不可！」
    开山时，筚路蓝缕的困苦艰辛，日夜不休的擘画经营，层出不穷的洪水天灾，声势浩大的悍民围山都非笔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无比坚定的勇气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积，一血一汗的挥洒，荒山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胜地。当年不肯下车的信徒，后来都成了朝山的常客。当初美国西来寺的建设，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对，经过百余次的公听会、协调会，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其余海内外各别分院，也都是在经济拮据、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创立而成，其中所经历的困境，不知凡几。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无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心愿。当然，于佛光山我虽退位，但于和尚我并未退休，所以对于国际佛光会，我还要更精进努力不可！
    我一生随缘随喜，但是碰上有违原则的事，我绝不苟且妥协。接管雷音寺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请人将大殿内多尊神像搬走，并且亲自砍掉两旁神像出巡用的「回避」牌子，以正佛堂威仪庄严。为了密勒学人奖学金的滥发，应邀作评审委员的我，不惜向主办人南亭法师拍桌抗议。为使高雄市区信众便于学佛，我帮忙建筑高雄佛教堂，看见墙上的卍标帜与正统佛教不符，我力排众议，拆掉重建，后来证明：我的择善固执是正确无误；我又坚持将佛龛前两尊巨大无比的石狮打掉，藉此非难的信徒持棍护狮，见我不惊不惧，闭目端坐，僵持良久后，终于默然离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后，我自愿退居监寺，礼请月基老和尚担任住持，为此也费尽唇舌，几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扰也是不计其数。早年，我在寺内讲经，耶稣教、鸭蛋教就在寺外喧嚣吵闹，我默摈不理，久而久之，也就销声匿迹了。
    少年在丛林参学，读到古德先贤们为法忘躯的精神，往往令我驰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实法师为了僧道坐位前后，宁受杖责，和皇帝抗争不屈的事迹，更是令我钦佩歎服，故而立志效法。
    还记得刚开始弘法时，正是台湾实行戒严令最为严峻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花莲宣传布教，警方前来取缔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议：「我们到处传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难道花莲是化外之区吗？」威壮的声势倒也令他们愕然无声了。另一次，我在龙潭说法，眼见警察在台下取缔，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台上卖力演说，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讲经完毕，都相安无事。
    我在宜兰驻锡弘法时，警备司令部连续接到黑函投诉，说我白天收听大陆广播，晚上穿著便衣外出，张贴亲共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后来到了高雄，又有人密告我在佛光山窝藏长枪两百支，尽管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足以让我随时招致杀身之祸，我仍不退缩，依旧四处弘法，护教卫僧。
    三十年前，寿山寺初建好时，高雄要塞司令部以寺楼超高为由，下令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是不敢申诉反驳的。眼见高雄信众好不容易有了一座安顿心灵的殿堂，怎能就此坐视夷为平地？我独上要塞司令部理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令主办人连声道歉，收回成命。
    我也常仗义直言，或驳斥政府对于佛教不公平的措施，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建议政府将「寺庙监督条例」改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宗教法」；反对宗教不平等的待遇，与各界人士共论政府宗教方针的弊端等。一九六三年，越南总统吴廷琰迫害该国佛教，举世哗然，虽然政府基于反共理由，宣布不准民间有反吴的言论，我还是发出正义之声，撰文抨击。其实唇枪舌战非我所愿，况且言行招忌，只会带给自己更大的阻力，然而佛教所以能流传千古，不就因为一些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的佛门龙象严持正义，奋斗争取而来的吗？我岂能愧对历史！
    我不但发心为教奔走奉献，我也积极为众谋取福利，例如：四十年前在日月潭服务的陈秀平因有通敌之嫌而受政府监视，我却大胆为他保证，后来并推荐他担任智光商职的副校长；二二八事变后，某信徒被牵连入罪，禁止外出，我自身难保，但也主持正义，为其申冤，还其自由之身；以叛国而被软禁的孙立人将军，我也因为推崇其功在国家，不顾某方警告，坚邀他到佛光山参观小住；陈鼓应、杨国枢、韦政通等言论开放的学者，也曾在二十多年前，应邀到佛光山的丛林大学授课，为此，台湾大学某叶姓女教授放言：「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尽管如此，基于尊重人权、融和党派、礼遇学人的理念，我愿义无反顾，冒著判罪监禁的危险，言所当言，为所当为。
    在先总统蒋公逝世时，我讲演评论其遗嘱中的宗教色彩；在中国国民党十三全会中，我建议蒋经国先生：应开放政治管道；在李登辉先生初任总统时，对于他的公然为耶教证道，我表示不以为然……。为了国家更好，我甘冒大不讳，直陈谏言，自觉勇气充沛。
    近几年来，我率先赴中国大陆探亲弘法；我接待许家屯先生、千家驹先生，乃至协助民运人士等，一再成为媒体报导，大众瞩目的焦点，拊掌称快者固然有之，批评瞋怪者也为数不少，「政治和尚」的称号不迳而走，我仍不怨不悔，我以为：慈悲包容是促进人类和平的良方，我愿为海峡两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统一而努力不懈。
  《佛遗教经》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毒之骂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能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写佛传时，对于佛陀这一番言教，已有所领略。那时，我在慈爱幼稚园召开董事会，刚要开始，一位素来霸气的信徒，建议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台主持董事会议。在我走下台时，有位陈老师突然大发雷霆，将桌子一拍，骂道：「你们这些地狱种子！师父创办的佛教幼稚园，你们竟然找别人做董事长。」那位信徒知错，请上台的那位欲当董事长的张先生下台，要我重作主席，我实在不愿上台，但想到：眼前实在无人对佛教事业具有远见与魄力，只得忍住刚才下台的耻辱，本著「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决心，再度走回台上，继续主持会议。然而，有谁知道，为著顾全大局，再次步上讲台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这才深深体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尘，数十年来，忧国忧教，弘法利生，虽饱受讥毁，总是坚此百忍；虽频遭阻难，犹能勇往直前。唯自愧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比之，犹相去甚远；与诸佛菩萨的拔苦予乐、百劫精进相较，更是望尘莫及，但盼日后有更多的艰辛困境来让我砥砺身心，代众受苦，则于愿足矣！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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