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往事百语》：心甘情愿

同成佛道

    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在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像！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的性格，就成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最初离开丛林时，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国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是1948年，虽然明知当时国家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随着政府来台之初，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今日青年》杂志邀我当编辑，更有《戡战日报》聘我为记者。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政府最初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没饭吃唷！”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爬方格子的文人。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我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没饭吃，我也“心甘情愿”！
    甚至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作不请之友，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行销。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教名著翻译论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俭用，每到一处，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为了节省运费，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经书圣典，国内国外，上机下机，出入海关，往往引来旁人奇异的眼光，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其实，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后来，从台北到高雄，从国内到国外，因为我的努力，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佛光山、西来寺、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我的心愿逐渐实现，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虽然数十年来门票收入屡赔不赚，还是觉得非常“心甘情愿”！
    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当寿山寺落成时，我便决心创建达寿山佛学院，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信众得知之后，无不为我担忧，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便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师父！你会因此没饭吃！”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我以为：即使穷苦潦倒，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我也“心甘情愿”。
    因此，我还是坚持办学。从此我自奉更俭，每获些微供养，便购买桌椅文具，而且时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为了筹建东方佛教学院，不主张赶经忏的我，也曾到太平间通宵诵经。在筹设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我率领学生煮饭卖面，以诚心及劳力募得资金，终于把学校办了起来。后来，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礼聘名师来佛光山教学，管理财务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我何尝不知此中的种种艰难？但是，只要人才能够得到培养，佛法能够弘博世界，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我都“心甘情愿”的啊！
    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由少不更事，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难过兵役一关，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每见及此，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我还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往往力图阻止，并且痛切地说道：“师父！您真傻，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常常争执不下时，我的一句“心甘情愿”，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
    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凤毛鳞角只留下慧龙、慧军、慧藏、慧尚等人。目前他们都是佛光山的重要职事：慧龙是慈悲基金会的执行长，慧军是宗务委员会的宗务委员，对于佛教建设迭有创见。虽然是播种多，收成少，我已觉得弥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师父！您真傻喔！”而我，还是那句话：我“心甘情愿”作一个“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不料到了后来，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我总是一笑置之。
    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举其大者，如：1980年，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不但南北往返，亲自授课，还要奔走各处，募集资金，可谓辛苦至极。办了三届，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办，心血尽付流水，我始终毫无怨言，毕竟办学培才是我“心甘情愿”的！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禅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敬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国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国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目前，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己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大台录影机来回，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己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决意兴建佛光山时，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个个都惊惧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又何必千辛万苦，另外开山？在海外建立道场时，一些人又说：“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为了安僧度众，我“心甘情愿”承受辛苦；为了弘化更广，我“心甘情愿”喜舍千金。
    佛光山创建后，我为地方修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慈善救济，带动繁荣进步，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谤佛毁僧。海外道场一一落成了，又有国人埋怨我将资金带往国外。其实，当国际人士对台湾丰厚的外汇存底咋舌眼红之时，我在海外建寺，宣扬中华文化，为国人回馈世间尽绵薄之力；当初台湾接受美援时，贫穷辛苦，现在能施舍结缘于世界，为什么不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贪嗔愚痴，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文化的传播，我还是义无反顾，因为我习惯了“心甘情愿”，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
    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现代方式宣扬教义；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愿以拔苦与乐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苍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众；我关怀国事，直陈建言；我急公好义，为民喉舌；信徒来山，我以礼相待；政要访问，我也竭诚欢迎；百姓邀约，我满其所愿；军警请法，我也乐说不拒。清夜扪心自问：为教为僧，我不遗余力；为国为民，我用心良苦；区区善意，从不望褒扬，但不意得来“企业和尚”、“政治和尚”之称。尽管如此，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我“心甘情愿”背负讥毁，不以为苦！
    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鲜为人知。《维摩经》云：“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或施以开导，或软言慰藉，或赞扬鼓励，或再三教诫……。此外，我更方便权巧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成立各种的福利措施……。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记得十年前，我曾供给一对姊妹习医，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反而耻笑同门；一些弟子们身怀长才后，贡高我慢，觅枝另栖。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是否会迷失掉自己？
    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日夜精勤，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愿”随我开山辟土，继任住持后，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耐心柔和的慈庄，四十年前未出家时，脚蹬高跟鞋，挨家挨户把佛书推展到每一户人家，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历时十年，备尝艰难，一直都是“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才华洋溢的慈惠，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到处弘法，随侍翻译，并曾在大学任教；能干练达的慈容，自1953年皈投三宝后，便“心甘情愿”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以瘦弱之躯，现在负责中华佛光总会的工作，未尝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学后，“心甘情愿”地回国为僧伽教育克尽厥责，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严、依恒、慧开、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后期的弟子，如尼泊尔的满乘，“心甘情愿”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美国籍的满仁，“心甘情愿”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韩国籍的李仁玉，于成功大学毕业后，“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他们的发心奉献，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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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佛道

    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刘氏。抗战初起，她被日军火烧、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对我说：「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后来，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从不惊慌，外婆的话，对我影响最大。
    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我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虽然惭愧鲜少建树，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最难得的是：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对于生死，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记得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我想一跃而过，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将脚丫子截成两半，顷刻间，鲜血如注，我随手撕开衣角，胡乱包扎一番，回去也没有看医生，过了些时候，居然自己愈合起来。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外婆的话、外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不懂得害怕，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连河川都冻结成冰，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心想把它捡起来，再走向前一看，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转身离开时，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刹那间，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这时，我全身冰冷，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竟然像游魂似的，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哥哥应声开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家人一再追问，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
    中日战争爆发那年，我才十一岁，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那时，处处烽火弥漫，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在后方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常常天还没亮，兰花会、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著：「杀鬼子喔！杀鬼子喔！」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也凭添几分紧张气氛。每当枪战格斗结束，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丝毫不知「死」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情急生智，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
    次年，我在栖霞山出家。参学期间，饱受病苦的磨难。记得在十五岁时，我乞授具足大戒，因为燃烧戒疤时，戒师吹气太猛，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紧，但脑神经已被烧死，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但是没有半点怨尤。后来，靠著每夜礼佛祈求，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复了记忆，还比以前更加聪慧。一段意外的灾祸，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
    十七岁时，我染患疟疾，乍冷乍热，极为难受。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即使得了疾病，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我拖著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大约一个月后，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我捧著那碗咸菜，感动得涕泗纵横，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于是，我立下誓愿：「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报答师恩。」未几，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
    过了两年，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不知怎的，全身长满了烂疮，历经数月，都未见转机。平日灼痛难耐不说，时值溽暑，脓汁和著汗水紧黏著衣裳，每次脱衣换洗时，身上的一层皮也随著衣服一齐剥下，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当时，物质贫困，三餐不饱，更遑论下山就医。或许是命不该绝吧，我又熬过了一关。
    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后，出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时，正值国共相抗，转为激烈，双方每天都派人携械四处查找可疑分子，被抓去枪毙毒打的人无日无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数。一时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平日宁静纯朴的乡村，此时充满腾腾杀机。一天，我也无缘无故地被架走了。关了十天以后，在往赴刑场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黄黯淡，心中倒不惊惧死亡，只是遗憾：「我现在才二十一岁，可惜啊！许多的理想与抱负还未施展，却即将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刹那间就要消逝无踪了。而师父和外婆、母亲都不知道。」想着想着，忽然有一个人走来，带我步出刑场，逃过死亡。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令我体会到外婆的话：「面对死亡，不必惊慌！」实在有道理，因为惊慌也没有用啊！
    一九四九年，我随著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由于当时谣传大陆密遣五百名僧侣来此从事渗透颠覆工作，我和慈航法师，以及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外省籍僧众再度挤在牢狱中，不但不能躺卧休息，还备受綑绑扣押的待遇。就当年的情势而言，间谍只有死罪一条，我那时真的泰然自若，坦荡无畏。二十三天后，在吴经熊、孙张清扬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才将我们解救出来。又一次历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念，从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愿力。
    是年，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有一回，我骑著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我一个闪身，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头朝下、脚朝上，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散得一地都是。一阵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我合上双眼，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头顶，捏捏四肢，感觉没有异样；又触触鼻孔，碰碰胸口，发现自己竟然还一息尚存，大难不死。赶紧起身，将脚踏车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载货用的绳子綑好，扛在肩上，走著回去，一路上只惋惜著车子坏了，损失惨重，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是否无恙。这天，我在日记上写著：「平时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是脚踏车骑人。」
    二十八岁那年，为了担任影印大藏经环岛弘法团领队，扛著大型录音机前往花东宣传，不料却因此患了严重的腿疾，疼痛无比。医生说：「别无他法，只有将腿锯断，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听了以后，并不懊恼，自念：「腿锯断，不能行走，正好可以专心著书立说，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点都不觉惊慌，努力筹措锯腿经费，没想到过了些时日，竟不药而癒，自庆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后，却在浴室内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断了。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是请护理人员告知在加护病房外等候的弟子们：「我很舒适安乐！」两年来，我拄杖云游，远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确实未曾感到丝毫不便，反而觉得：人生有一点缺陷，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赞助，在新北投温泉路购得一屋，将它命名为「普门精舍」。记得一个台风夜里，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个不停，忽闻屋后轰然作响，原来半山腰的落石滚滚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倾听千军万马似地呼啸不停的风声雨声，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险，只是慨歎：「如果房子被风雨冲毁，不但有负信徒美意，更让教界人士笑我福报不全。」次日天亮，风停雨罢，我信步踱出屋外检视灾情，只见山的上半部完好无碍，而山的下半部则因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没有被落石压垮，众人目睹此景，莫不称奇，并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谢诸佛菩萨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间，我的背部遽痛，荣民总医院的医师看了我的Ｘ光片，告诉我说：只剩下两个月的寿命了！并且一再叮嘱：务必在几日内再来复检。我因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来，也忘了这么一件事。一年后，医生再看到我时，大吃一惊，思维良久，才开口问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经受伤？」我左思右想，才记起数年前在台风天巡视灾情时，曾经从高处摔落地面，当时也是因为法务系身，而无空就医，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Ｘ光片上的黑点原来正是体内久积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庄的父亲李决和居士在宜兰念佛会任职总务主任时(一九六四年)，寿山寺落成，请他到高雄帮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请铁路医院的医师来检查，这才发现：他的五脏六腑全都腐烂多年，他却不以为意，每天依旧勤奋工作，忙里忙外，后来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岁时，还随我出家，年高八十，才舍寿往生。
    在年轻一辈的徒众里，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岁初来美国时，得了红斑血狼疮，他抱病苦读，终以优异的成绩，在一年内于美国完成专科学业，被全校师生誉为「超级女尼」；十年来，他受尽病痛的折磨，几度差点丧命，却依旧乐观勤劳，不落人后；现在担任美国西来学校校长，并主持《佛光世纪》发行工作。其它的弟子如依宽，在监督极乐寺工程时，曾被山洪冲下，几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满，因为尽责看守佛光山的停车场，而被恶民乱棒击打头部。但是他们从未喊苦，也不退缩，一本为法忘躯的精神服务大众，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则更为潇洒从容，洞山良价禅师在集众开示后，坐化而去；听到弟子的悲号，又张眼复活，七天后以愚痴斋训徒完毕，再端坐舍报。德普禅师令弟子办斋祭祀，在享罢祭祀之后，怡然长辞。晋朝徐明叛乱，劫烧民舍，性空禅师独往贼营斥贼，贼欲斩师首，他却吟偈自称「快活烈汉」，贼众见状动容，非但不杀，还恭送回山，当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灾免难；后来，他在死前预知时至，坐在自制的木盆里，放入河中，吹笛随流而化，三天后，被人发现坐化在沙滩上。其它还有丹霞禅师策杖著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禅在淋浴冲身时悄然立化，其它如隐峰禅师的倒立而亡，庞蕴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传为趣闻美谈。这些禅门先贤们来去自在的风范，无非是对吾辈凡夫俗子的说法示现：放下执著，随缘放旷，自能超越于生死之外！
    所谓：「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环本是天地运转的常道，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平常心来看待死亡。更何况人死了只不过是换了一副躯壳罢了，我们的意识(类似《远见杂志》所说的「生命口令」)，乃至业力还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递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实有，死也不是真灭，既然如此，于生死又何惧之有呢？最重要的是应该把握当下，以创造继起的生命啊！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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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过客

感谢师兄法布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