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往事百语》：忍耐就是力量

同成佛道

  「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讥讽、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能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岁，开始撰写佛陀传记，在《佛遗教经》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时，心中感触甚深，我检视过去颠沛流离的岁月，自忖若非凭仗忍耐作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过苦难连连的时光？我又盱衡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觉更需坚此百忍，方足以应付万难。从此，我时时刻刻以「忍耐」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圭臬。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实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我出身贫穷的苏北，十二岁出家以后，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贫寒适足以励志，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二十三岁那年，我随政府播迁来台，在兵荒马乱之中，所携带的包袱不慎遗失，我身边一无长物，当时的寺庙又不接受外省人挂单，我只得过著四处飘泊，风餐露宿的日子。记得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摔到沟圳里，被水冲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经在烈日当空下，晒得汗流浃背，头皮发麻。最后好不容易从台南走到台中，感谢宝觉寺林锦东先生肯留我小住数日。
    后来，我从中坜、新竹又辗转来到宜兰雷音寺弘法，之后的十余年，我的经济都非常拮据。其间曾经有人要认我作母子兄弟眷属，甚至还有人希望我能继承他的地产家业，都被我严辞拒绝。这时我却听说一些同道因为生活艰难，纷纷另谋出路。如果当时我不能忍饥耐贫，岂不也是随俗流转，又那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所以，「忍耐」并不是胆怯，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毁誉时，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坚守自己的理想。
    记得在丛林参学十载，为了服务大众，除了平常的劳动出坡以外，我自愿发心典座煮饭两年、饭菜行堂六年、担水司茶一年半。初来台湾，为了报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以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数小时落叶、水沟、茅厕，每天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众的油盐柴米。虽然与当地住众、信徒言语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众的好感。只是有谁知道，我常常因为体力透支而晕眩呕吐，往往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又默默地咬紧牙关，继续未竟的工作。
    后来，我以文字般若来弘扬佛法，开始搜索枯肠，熬夜笔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会，说法布教，为了准备讲辞，我经年累月费心思量，有时竟通宵未眠。佛光山开山初期，我又与山崩洪水日夜搏斗。近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在海内外讲经度众，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争地和有限的时间赛跑。数十年来，无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劳累、「忍耐」疲惫中度过，然而我不以为辛苦，因为「忍耐」是为了要积极地开拓人生，创造佛教远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来磨」，我素来身体结实，然而也有好几次病痛的经验让我苦不堪言，在丛林参学十载，我曾经生烂疮，发疟疾，虽然辛苦难耐，足以致死，但是从来没有寻医就诊，为的是已将「色身归于常住，性命付予龙天」，只好用信仰和时间治疗。不知是诸佛菩萨的加被，抑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药而癒。其它如感冒、牙疼、眼痛、脑热，就更算不上什么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长，遇到再厉害的感冒，再严重的病痛，我也惯于忍住苦楚，继续弘法写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时，才发觉自己也奇迹似地恢复了健康。
    近几年来，精力不复以往，糖尿病、高血压、眼疾、腿伤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渐衰朽退化，所幸头脑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处云游，弘法利生不断。多年来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们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担一切病苦，而在病时不觉病，苦时不觉苦，自觉「忍耐的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过去大陆的丛林教育非常传统，在聆听长老开示时，必须双手合十，如果讲话开示好几个钟点，等到放掌时，手已僵硬不堪。训练最严格的时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个小时，起身时，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进肉里，两脚酸麻就更不在话下了。纠察师手拿杨枝，如影随形地跟在我们后面，一个动作不合标准，便是一顿鞭笞。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
    记得有一回，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国立教育学院」，家师听罢，骂我：「混蛋！怎可到社会念书？」还给了我两个耳光。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想想自己也的确混蛋，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动辄反抗，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要想成大器，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忍耐」。「欲成佛门龙象，先作众生马牛」，对于逆境，先忍之于口，是为下忍；再忍之于面，是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其它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乃至初到台湾弘法布教，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乃至纠众持棍，怒目以对。对于这些差别待遇，对于这些误会滋扰，我从来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所以，「忍耐」并不是退缩，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
    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藉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一般人最难忍受的还是名节的无端受损、人为的故意抹黑，然而在几十年间，这些我全部都遭遇到了。我在大陆时，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要将我杀害；来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又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要将我枪毙。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红帽子是解严以前的台湾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我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只是淡泊处之，默然以对。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面对毁谤讥讽，还能择善固执，无怨无悔。
    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行脚名都大邑，欣羡万分，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为了一句承诺，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近十年来，弘法邀约不断，往往由于行程紧凑，汗湿衣襟，却来不及更换，只得任著衣服湿了又乾，乾了又湿，身体的温度也随著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一趟海外之旅下来，走访五、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从热带到寒带，有时绕著地球走了一圈，舟车劳顿固然辛苦，适应不同的时差、天候、风土、人情更是艰困。
    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天气酷热无比，每晚睡不著觉，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海天游踪》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访印度，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强忍著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主持法会，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类似这种经验不一而足，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利益别人，自忖菩萨发心，犹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
    忍贫、忍饥、忍病、忍苦、忍劳、忍打、忍骂还算容易，唯有忍气、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
    记得八、九岁那年，家乡缺水，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要求我家理赔后事。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后，听说解仁保失业，无法维生，我心生恻隐，还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美丽的河山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根据研判，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十一岁时，我曾随著寡母四处寻父，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尸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及至成人，我虽然有数次赴日深造的机会，终因国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弃。一九七三年，在政府的一再邀请下，为了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我强忍多年来心头的痛楚，出任「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一职。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过去的历史固然不容抹杀，一味的寻仇，只有加深恨意，唯有前瞻性的记取教训，防微杜渐，根本上促进彼此了解，互助合作，才是长久相安之道。
    君不见东西德打破了耸立已久的柏林围墙，互相交流；欧洲各国也纷纷袪除过去的成见，为设立共同市场而孜孜努力，甚至以、阿之间多年仇恨，也因拉宾等人的一念之间而获化解。「忍耐」，实在是天地间最尊贵的包容雅量！「忍耐」，诚然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和平动力！
    在海内外，我的在家信众多达百万；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们固然对我恭敬孝顺，我也奉献了许多精力心血，大处不提，就琐事而言，我容忍他们的差异性格，耐烦地循循善诱；我容忍他们的情绪用事，耐烦地谆谆教导；我容忍他们的不同意见，耐烦地从中调和；我容忍他们的不守时间，耐烦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慈悲，是一种智能，更是一种艺术。由于我肯付出容忍耐烦，才能摄受他们来到佛门为大众服务。
    幼儿以啼哭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泪，力气也耗尽了；妇女以娇媚为力，然而一旦使出娇媚，气势也消失了；莽夫以拳头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头，正气也瓦解了。唯有真正的菩萨行者，他们以「忍耐」为力，以慈悲为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气，排除万难，成就福国利民，饶益众生的丰功伟业。
    虽说我一向推许「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时候，例如：当我在台上演讲，看到台下前面还有空位，而后面的人却没有位子可坐时，我会罣碍难忍；当知道别人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也会义愤填膺；当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时，我会上前指责；见闻好事，不即刻参与，我也会坐立难安。我以为：一成不变的忍气吞声，姑息纵容，并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应该是当仁不让，顾全大局，为众谋福。
    我今已年近古稀，自愧还是在忍耐上不断学习、突破，在生活当中，对于佛说「忍」的三种境界体会颇多，我以为：「生忍」，是为要生存在人间蕴酿的耐力；「法忍」，是在转识成智，用佛法所产生的智能；「无生法忍」，则是随缘随处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灭的自在境界。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在在处处，无不是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同成佛道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
  「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
    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著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著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时摸索写作，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著一首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严禁来往，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著疲惫冰冷的身躯，冒著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达一天之久，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著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验，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成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各个别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而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虽然在现代社会里，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摰的心意却是无价的宝贵。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常常我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他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从宜兰到高雄，三十年的弘法生涯中，首先是开创的新意受到保守人士的强烈杯葛，继而教界人士的一再排挤，使我几无立锥之地。对于我苦口婆心的建议改革，他们蓄意扭曲，存心破坏；中国佛教会害怕我当上常务理事，多方予以阻难；理事长几次不批准我的出国证件，甚至有一回，我应越南心珠上座之请，到越南参加国际会议，当我兴致勃勃地连夜坐车，从高雄赶到台北办理手续时，他们竟然当面严辞拒绝。直到数年以后，终因政府官员看不过去，出面仗义直言，才使我得以顺利出国，代表教界出席国际会议。然而这时一些同道们又刻意抹煞我为教为国折冲樽俎的辛苦成就，甚至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实报导，企图损毁我的名誉。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闢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台自愿出钱的内制。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纷纷前来洽商，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想到佛法能藉此普遍流传，我也都欣然应允。
    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慈善事业，而且都先后获得政府的表扬和肯定。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
    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但也麻烦。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十年的申请，于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才成为合法的道场；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险些被充公拍卖，靠著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暂缓查封的时间，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
    本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摒却弟子们跑政府机关请求关说的建议，宁可自己据理力争。在殷殷等待，频频被拒的日子里，我安慰气急败坏的徒众：「政府官员有一定的任期，而我们和尚却是做一辈子的！」道场万一不幸被拆，还可以重建；志气一旦自甘败落，则有如失根的花草，无所凭借。我凡事都以「一生」作为奋斗的目标，全力以赴，不做到最后一口气，决不放弃。事实不都证明了持志努力的「争气」，比暴虎凭河的「生气」更来得有意义，有价值吗？
    披览圣典，翻阅教史，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不也是「争气，而不生气」的最佳例子吗？他们基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心悲愿，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往往所争回的，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我虽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随效法。
    反观今日的社会，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而不惜争狠斗胜，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却危害社会，贻祸子孙。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不但一筹莫展，反而自暴自弃，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
    目睹国内的忧患，已足心忧；展望多变的世局，更是令人戚然。在国际上，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正向著我们步步逼近。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如何因应呢？我以为：醉生梦死，视若无睹，固然不该，但是螳臂挡车，或坐困愁城，也都无济于事，我们应该自我反省，自我奋发。因为唯有自我「争气」，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唯有发挥自己的智能与团结的力量，才能得到国际友人的尊重！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六月)

同成佛道

    自从加入弘法利生行列之后，近五十年来，到处行脚，不曾停止，尤以近几年来，周游五大洲，更是席不暇暖，有人关心，问我：「你为什么不休息呢？」我都如是回答：「将来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经常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踏遍全球各地，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都能令我终身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精进勤劳，是善德，是财富；懈怠放逸，是罪恶，是贫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自然中，四季轮流递嬗，行星运转不息，我们是大自然里的一份子，又何能遁逃于天地之间？而「止水易生虫，滚石不生苔」的现象，更说明了唯有将自己「动」起来，才能创造无限的活力；唯有精进不懈，才是顺应天心，安身立命之道。因此，我对那些劝我不要忙碌，好好保重身体的人说：「忙，才是保重。」因为将来我们都有一个永远休息的时间。
    隋朝智者大师在读到《法华经．药王菩萨品》时，了悟「心缘苦行，是名真精进」，顿时豁然开悟，我虽自叹无此福德能善入佛慧，但半世纪来的出家生涯，及数十年来的忧患相煎，使我确实体会到修行并不是表相上的苦乐荣衰，而是在真参实学中，显发自性的光芒；在志行坚固中，流露悲愿的力量。就拿忙与闲来说，宁可忙著死去，也不要闲著生活。因为基本上，过分的休息就等于冬眠，就等于浪费生命。
    我常看到一些原本大有所为的青年，在学佛以后，不是急著闭关念佛，入山修禅，作为躲避忙碌的借口，就是想要去兴建家庙，广收弟子，以募款化缘，自图温饱为足，结果不是在寂静的岁月里消磨了志气，就是在丰厚的供养中埋葬了慈心悲愿，心中真是良感哀痛！
    反观佛陀在证悟真理后，还四处弘法利生，及至八十高龄，仍然拖著疲惫的病躯，行化于恒河两岸。我们又看到历劫菩萨在因地修行时，精进不懈，苦忍辛劳，度脱有情，乃至虽舍身首脑髓、国城妻子，而不起丝毫瞋恨之心。圣贤之所以能长久在生死海中作福兴善，永无疲厌，是因为他们都立定远大的志向，坚此百忍，无怨无悔。吾等一介衲僧，浅慧薄福，有无尽的众生需要度脱，有无量的法门需要学习，那里还敢贪逸恶劳，坐享其成？想要断除无边的烦恼，勤求无上的佛道，岂是只知隐迹遁世或一味入世媚俗者所能轻易成就！
    所谓「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当下，积极行道，让时光悠悠而过，一旦无所奉献，就业报命尽，岂不有负十方大众信施？倘若袈裟下失却人身，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更是愧对诸佛菩萨的慈悲。
    曾经有一位在外参学多年的徒众，回来向我销假时，惊异地说道：
  「师父！您怎么一点也没有老？」
    我回答：「因为我没有时间老。」
    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老」，最怕是心力的衰退，而非年龄的增加。有些人虽然年纪轻轻，心却已经老了，所以只有坐以待毙，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在世间。有些人尽管满头银发，却精神饱满，老当益壮。像东汉马援以耄耋高龄，在沙场上冲锋陷阵，发出「马革裹尸」的豪语，令人荡气回肠；以色列的梅尔夫人，年届八十，仍在烽火中折冲樽俎，她曾豁达地说道：「我从不担忧年老。年老就像飞机在暴风雨中飞行，你既然无法遏止风雨，也不能停止飞机，所以不如乐天知命，让它飞吧！」
    不管是在五欲六尘的人生战场里奔波也好，或是在五味杂陈的世间风雨中驰骋也罢，光阴如流水，易逝而难返，要以有涯的生命去完成无穷的使命，就得把精神武装起来，和时间作长期的赛跑。所以我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办事，一些堆积很久，棘手难办的问题，只要到我这里来，一次立刻解决，因此有「马上办中心」之称；无论行程多么忙碌，凡是答应别人的邀约，我一定想尽办法准时赴会，故而得到「限时快递」的美誉。
    早年我从走路布教到单车弘法，后来又以火车、汽车代步，南来北往，现在尽管经常搭乘飞机，穿梭洲际之间，但是每天仍是忙不过来。在生活上，我力求简单，洗脸一把半，剃头五分钟，为的是节俭时间，做更多的事。长久以来，我训练自己随遇而安，所以无论在机舱、车厢、闹市、卧铺，我都能自在地看报读书，藉著用功吸收新知，督促自己能与时俱进。我在出家时，从排班、走路中，学习利用零碎时间，直至今日，即使几分钟的散步，开示中的空档，我都不轻易浪费，一份计画大纲，几张结缘的书法，经常都在这些时候完成的。我恨不得一天当一年用，一周当一世用，只觉得时间太少，怎么会有时间老呢？
    有时接到信徒的来函，信尾祝福我「少病少恼」，其实我既然没有时间老，当然也没有时间生病，更没有时间烦恼。维摩诘大士说：「众生病，是故我病。」赵州禅师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菩萨道的行者，因为能从平等一如的佛性和自他不二的关系上看待众生，所以视众生的疾病为自己的疾病，视众生的烦恼为自己的烦恼，因而能心甘情愿地为众生作牛作马，不以为苦，我自幼厕身丛林，日夜薰习，以前贤为师，所以日夜不停课徒授业，给人欢喜，不敢稍怠，我栉风沐雨接引佛子，布施无畏，不知怨悔。我将「他受用」的法喜，转为「自受用」的禅悦；我将「自受用」的所得，转为「他受用」的利益。多年以来，一直觉得为他人做事好象是在为自己工作，所以兴味益浓，即使遭逢挫折阻碍，也不曾退心转意；纵然病恙染身，也照常工作，乐此不疲。
    数年前，我的腿跌断了，许多关怀的声音随之而起：
  「师父！您的腿不好，不要走太多路！」
    我的腿就是不能走了，还有手啊！古人不是常说「双手万能」吗？
    一晃眼，几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我不但绕著地球跑了好几圈，甚至为了筹措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建校基金，写了不下一千张的毛笔字，拿去义卖。
    近年来，我的视力日益减退，医师曾警告我，如果不好好保养，将有失明之虞，顿时，耳边又多了许多叮咛：
  「师父！您的眼睛不好，不能太费神！」
    我的眼睛就是不中用了，还有口啊！嘴巴最容易做功德了。
    数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我不但看了上千篇文稿，还主持过无数场的讲经、开示。
    半年前，我的心口闷痛转剧，出息入息时感不畅，真正感受到人命就在呼吸之间，更觉得不能随便休息，所以不时鞭策自己，加速弘法的脚步。
    最近，我作心脏血管手术，一些来探望的弟子都说：
  「师父！您的心脏不好，不要太累了！」
    肉团心虽有小损，真如心何尝有缺？只要「有心」，无事不办！
    他们经常劝我：「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乍闻此语，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休息」并不必然能「走长远的路」。社会上一般人即使晚上睡觉时合著双眼，心念却还留连在白天的事情上，因此，辗转床第者有之，夜不安枕者有之。平常闲暇时更不用说了，六根门头不断地向外攀缘，不但不能达到休息的目的，甚至还增添许多无明烦恼，扰乱了工作时的情绪。所以真正的休息，应该是「休」歇六根，「息」止妄念。果能如此，真心现前，自然就能进一步善用根尘，转识成智，普济天下有情，故到「不休息而休息，休息而不休息」的境地。像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成就念佛圆通；观世音菩萨「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明暗二相了然不生」，故能「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我自愧行持浅薄，没有如此深厚功力，但是因为能保有一颗宁静的心灵，所以我可以同时听话、回答、看信、吃饭……，而且还能招呼附近每一个人。录制电视节目时，我也能在不备文稿，不看钟表的情况下，安然地说出一则则法语、故事，并且准时结束，从不ＮＧ。所以我常说：只要人忙心不忙，工作中可以休息，休息中也能工作。所谓「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无住生心，随缘应物，虽千钧加顶，也能举重若轻。
    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至于能否「走长远的路」，并不重要。像僧肇虽然英年早逝，他的《肇论》却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重要宝典；蔡锷虽然仅仅活到而立之龄，但是由于他奋不顾身，揭穿洪宪帝制的阴谋，使亿万人民免于君主专制的厄运。朝露虽易逝，但它润泽了大地；冬阳虽短暂，然而能销融冰霜。我们应该趁著一息尚存，及时努力，燃烧生命的火花，留下璀璨的光辉，照亮后人，因为将来「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古圣先贤行愿精进，不肯轻易虚掷光阴，往往坚持到最后一刹那，像道安大师在大座说法中立化，慧远大师在声声佛号中西归，玄奘大师在振笔译经时圆寂，佛印禅师在接引信徒时坐灭，他们的行止风仪是多么的洒脱自在！我今已七十而知天命，生灭荣衰于我有如云淡风轻，但是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若能有此福报，在精进工作中奄然而去，不也得其所哉，意义非凡！
    死亡命终，表面看来是走向人生的尽头，其实并非一了百了，大限来临时，我们的根身虽然朽坏散灭，但是心识仍将随著业力流转五趣。吾等凡夫俗子从无始劫来，万死千生，千生万死，或马腹牛胎，或地狱饿鬼，何尝暂息？但愚人不知，杀盗淫妄，无所不为，此生固然惶惶不安，后世还要受尽苦报。沩山禅师最是伟大，发愿来生作水牯牛，服务大众；佛陀在因地修行时，乘著大誓愿力，累世受生非道，以鸟兽身度脱无量有情，更是悲愿无尽。我虽才德俱薄，但自忖拥有一颗不灭的悲心，惟愿生生世世来此娑婆，出家为僧，永不休息地弘法利生。
    黄檗禅师说得好：
    汝一念心上清净性光，是汝屋里法身佛；
    汝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汝屋里报身佛；
    汝一念心上映照明光，是汝屋里应身佛。
    真如佛性，人人本具，不假外求，我们不必远求来生安乐享福，也不必渴望诸佛菩萨示现救度，我们自己应该努力开发本自具足的佛心自性，发愿作三世诸佛的千百亿化身，效法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的马拉松精神，在世间的跑道上，永无止尽地普济十方，自度度人。只要你想到将来总「有永远休息的时候」，何不趁现在精进努力？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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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佛道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双胞兄弟曾透过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笔字，我信手拈来，在宣纸上写下「不比较，不计较」。后来他们在影艺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携，传为佳话。一名弟子曾问我：「您当初怎么想到这样的句子呢？」我反问他：「人生种种烦恼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只见他沈思片刻说道：「比较和计较。」
    的确，人的烦恼无明都是从「比较、计较」而来：襁褓期间，婴儿运用触觉，「比较」谁的疼爱多，藉著哭声表达自己的「计较」；上学读书时，又「比较」谁的分数高，「计较」老师是否偏心；踏入社会以后，则「比较」谁的待遇好，「计较」老板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还要「比较」谁的财产分得多，「计较」遗嘱是否公正。有了「比较、计较」，一切的分别于焉而起，纷争也应运而生。像古来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惨剧，著称者如七国之争、八王之乱等等，莫不是由「比较、计较」而引起。
    民国初年，汪精卫因为时运不及蒋中正，做不到国民政府主席，在「比较、计较」的情结下，愤而与日人合作，组织和平政府，最后反而落得汉奸之名，悔不当初。每次读史，总不免感慨万分，引以为监。如今我年届七十，忆及人生种种境遇，不禁庆幸自己与生具有「不比较、不计较」的性格。
    童年时，父母经常外出，我虽上有兄姊，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无人料理，便自动负起洒扫烹煮的责任，并且包办一切采购事宜，由于我不比较工作多寡，不计较事务繁杂，八、九岁时就「多能鄙事」，从中学习权宜轻重的掌握，对于日后的做人处事助益甚大。
    十二岁披剃出家后，到佛教学院读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过新衣，都是捡别人往生后的衣服穿；也不曾饱食一餐，半个月才有一次米饭可吃，汤内无油、无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场里，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难免，而封闭、棒喝又是当时丛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参学生涯瞬目即过，许多人半途而废，我却将一切磨链视为「当然」的训练，「不比较」人我是非，「不计较」待遇好坏，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觉法喜充满。
    古德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年少时读到这句话时，还不能体悟深意，于今回想当年种种，深感所言不虚！反观现代青年之所以难以入道，不外凡事讲究情理，所以别人一句难听的话语，一个难看的脸色，就瞋火中烧，闷闷不乐，道心既缺，遑论成就事业。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屈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我们唯有抱持「不比较、不计较」的态度待人处事，才能允执厥中，得其所在。
    从焦山佛学院结业以后，家师志开上人有意让我回到栖霞山寺担任知客，当时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纲领之一，于公，我应饮水思源，报答深思；于己，我也乐意担当，自我考验，所以欣然承命。没想到后来常住却将我派往禅堂当「维那」，这非我所长，但我也「不比较」职位大小，「不计较」工作难易，欢喜赴任，老实参学。在这里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使我无论在坐禅的体验上，或在规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后来我经常劝勉徒众应该自许为一颗「活棋」，以「不比较、不计较」的精神，随常住的调派，多方学习，养深积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国势急转直下，我随僧伽救护队渡海来台，几番转折之后，总算在中坜落脚。为了感谢寺院的收留，我发心工作以为报答，不料却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难做的事情，一些同道总是在一旁说风凉话：「这个让星云去做，他比较有力气！」记得我常常工作到晕眩呕吐，全身虚脱，但是唯恐耽误寺务，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紧牙根，接做余事。后来，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赏识，不但经常带我到各地弘法，后来还有意介绍寺院交给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来，什么是星云的力气？不过是「不比较」别人的闲话，「不计较」工作的辛劳，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气。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著：「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作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那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闢，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他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符，但也无所「计较」了。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唯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元，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
    当时大醒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一，他因为办理《现代僧伽杂志》，大肆批评旧僧制度而饱受物议。一天他到苏州灵岩山寺拜谒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启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需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致前功尽弃。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该片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
    像三年前，勾峰先生将我撰写的《玉琳国师》改编成「再世情缘」剧本在中视上演，不但轰动海内外，而且度化了拍摄该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员，乃至许多电视观众因而皈依佛教。记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国师》在空军电台以文艺小说播出时，教界乏人认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声光化电对弘扬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九九四年的一个午后，周游女士来电表示想来拜访我，没想到见面时，她已经带了一组摄影群来到现场，并且要我为她新制作的连续剧「唐太宗」说几句好话，我一向不逆人意，虽然心中不悦，明知此举将遭到议论，依然勉为其难，满人所愿。后来片头上演后，多少通电话、多少封来信交相指责。但由于这个因缘，佛教得到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度化更多的民众。所以凡事无法尽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细节上「比较、计较」，不惟因此蹉跎光阴，也往往错过良机，倒不如直下承担，忍辱负重。
    四十年前刚到宜兰弘法时，为了化导顽强的民众，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在日据时代长大，沾染军国主义恶习，每次进我的寮房，总是踢门而入，怒言相向；熊岫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诩，在他伯父的劝诱下前来宜兰念佛会听我讲经，刚开始时也都是双手抱胸，一付倨傲怀疑的模样。我当时自忖来到一个新地方，必定会有新的挑战，但对于个人有利与否，我「不想比较、计较」，惟愿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大众，所以仍以平常心来待人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最忠实的佛教护法，而我也从此没有离开过宜兰。
    俗语说：「同行相轻。」但我的同道中，却不乏互相提携的善友，其中煮云法师是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彼此「不比较，不计较」，所以成为莫逆之交。记得一九五三年在宜兰念佛会，一位老居士对我说：二月份煮云法师要到高雄凤山，但他很喜欢在宜兰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调换。我想到大家同学一场，所以欣然答应，没想到后来煮云法师从花莲经台东来到凤山时，受到当地信徒的盛大欢迎，于是就在当地落脚。
    一九六四年，我在寿山寺创立佛学院，特邀煮云法师前来授课，但每次信徒供养的水果、从报摊上买来的杂志放在桌上，甚至厨房里好一点的菜，总是先被煮云法师的弟子收去给他。我的弟子三番两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们说：「煮师和我数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弃和我同住，我没什么好供养他，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同道们都称煮老为「上、中、前」的法师，因为他每次用餐时习惯坐在「上」位，照相时喜欢坐在「中」间，走路时自动走在「前」面，唯独外出，买车票付钱时，他一定「后」退，由我付钱。次数一多，我的弟子又发出不满的声音，我经常告诉他们：「钱就是要拿来用的，不劳你们为我担心！」
    而煮云法师也对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后说我的坏话，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为我说好话。我们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为止。
    一九五五年，我着手筹建高雄佛教堂，没想到从开工伊始，人为纷争即不断发生。我一生做事，觉得完成使命才是重点，从未在利上和人「比较、计较」，所以一落成以后，便交给我过去的师长月基法师主持。
    后来我创建寿山寺，开辟佛光山，没想到日后竟然以此为据点，在海内外发展一百多个佛教事业单位。回想来台四十年，之所以能为佛教做这么多的事，不在于我有智能、有能力，而是跟随我的弟子也都与我一样，具有「不比较，不计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体创作，所以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于今我云游世界讲经说法，海外华人问我应如何出人头地时，我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较、计较」，而应抱持「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奉献服务，和大家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树木因为承受风吹雨打，所以浓荫密布，众鸟栖息；海水因为不辞百川，所以宽广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较，不计较」的胸怀，才能涵容万物，罗致十方。在佛教里，禅门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是要我们不在表相上分别「比较」；《心经》所说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要我们不在外境上执著「计较」。惟有超越对待，我们才能和虚空一样，随缘自在，任性逍遥。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九月) 5 ~5 G% ]9 P3 d# W1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