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传略

娑婆过客

印光大师传略

　　一、家庭背景

　　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师诞生于陕西省东南部的郃阳县，赤城东村的赵家。

　　印光大师的父亲赵秉纲、母亲张氏，都是在乡里为人推敬的长者（注一）。他有二位兄长：大哥从龙、二哥樊龙。他排行老三，学名绍伊，字子任。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农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三个兄弟之中，老大从龙是饱读诗书的知识份子，二哥樊龙可能较无读书的天赋，所以要兼顾农事（注二）。赵家对排行第三的印光大师，安排让其长时间的追随大哥读书，七岁至十四岁，是在郃阳家中读；十五岁至二十岁，是到长安读。像这样长期在一个兄长教诲下学习，可说相当奇特，我们不了解家庭中的这种安排，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从印光大师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养和渊博的知识，可以断定是相当有效的学习。印光大师一生安法，籍文字为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得力于家庭的长期培养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郃阳隔着黄河，东渡即到山西省，沿黄河南下，经朝邑县，可至湩关（注三）。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区的范围（注四）。出身在这样环境中的耕读家庭，追求科学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为他取的学名绍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阳县在古代曾出过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样。他年轻时，曾学韩、欧、程、朱辟佛，就是因长期接触科学“官学”（注五）的儒老，所感染的风气。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则他亦应和二哥一样，在家帮忙农事，不可能长期任他在外读书。传统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是很宝贵的，只有肩负扭转家族命运的科学事业，才可能造就十数年都在读书的印光大师的早年求学生涯。

　　但是，在兄长薰陶十数年下的印光大师，却逐渐在思想上背离家族的期望，而选择了出家的途径。

　　为什么会有这样重大的改变？他难道没有经历心理的转折和冲突吗？

　　据一九三一年，他在回邵慧圆居士的书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绍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者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注六）。

　　这段话中，他提到“在家为人子绝嗣”，是指他在廿一岁出家后，他既未结婚，留下子嗣，家中亦无延续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访，始知家门已绝户（注七）。“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属”，就师门而言，亦是“绝嗣”。而苦恼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话却是“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举。这件事，构成他的苦恼来源，可见心里压力之重。

　　不过，印光大师生过什么病呢？他生下后六个月，即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视，久视即模糊不能见物（注八）。在印光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这对终日必须与书本文字为伍的读书人而言，确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未发现。我们只能根据“厌厌多病”一语，来解释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经过

　　印光大师的出家，是在廿一岁（一八八一），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投道纯老和尚披剃出家。据大师自言：

　　先数年，吾兄在长安，不得其便。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吾兄在家，光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注九）。

　　但家中最反对印光大师出家的，就是长兄从龙。印光大师趁其不在长安，即私自出家，对于十数年来一直受其教诲的恩情和尊严而言，都是晴天霹雳般的背叛与难堪。因此，不满三个月，就被长兄找到，籍口须“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印光大师明知这是借口，却不容不归。回到家，发现母亲既未赞成，也未反对出家。反对的人，事实上是和他相处最久的大哥。他训诫印光大师说：

　　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注一0）。

　　其后从龙并逼印光大师应酬世俗，防他潜逃。勉强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长兄探亲，二哥守晒谷场，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钱当路费，从家中逃出。奔回莲华洞。犹恐长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脚到湖北，挂单竹溪莲华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单（注一一）。

　　此次离家，终身未再还乡，或重睹家中骨肉血亲。在他有生之年，仅于一八九一年，从北京托一同乡带回家信一封，却全无消息。要再经过卅三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注一二）。

　　他直到一九三一年，七十一岁时，还提到此事说：

　　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注一三）。

　　三、红螺山时期的潜心修持

  印光大师出家以后的生活事迹，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净土法门的吸收、体验和精进的过程。初期活动的范围是在北方，而以红螺山资福寺的道场为最重要。其经过如下：印光大师在湖北莲华寺留单期间，“和尚见师勤慎忠实，适库头有病，即令代理其职”，因此因缘，师于晒经时，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一法圆赅万打，普摄群机（注一四）。对他日后宏扬净土法门，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八六二年，师廿二岁，师往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师座下。戒期中缮为事，悉由大师担任。但眼疾即因而复发。幸靠日夜一心念佛，蒙佛加被，支持至戒期圆满，而眼疾又愈。由此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其后甚至主张念佛可治众病（注一五）。从此以后，印光大师自行化他都以净土为依归。

　　受戒后，师一度遁迹终南太乙峰，晓夕念佛，喜读契经，深入法海，生平工诗，出家后，不复作，专心净土，久而弥笃。经过潜修一段时间，愈发觉净土法门的契合人心。听闻北京红螺山的资福寺为净土十二祖梦东老人宏阐的道场，遂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十月十四日，师年廿六岁，前往红螺山，入堂念佛，沐彻祖遗泽，故净业大进（注一六）。

　　在资福寺，除随众念佛外，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事。在藏主遂得阅读大藏，因此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注一七）。

　　住红螺山四年（一八八六——一八九0），在其中间朝礼五台山一次。四年当中，于彻悟大师的遗教，所得非常大，故持诵《彻祖语录》，老而不停止。甚至增修《净土十要》的时候，将《彻祖语录》附录之。因彻祖以禅宗大德废参而主念佛，也曾把开示禅宗者的话语，尽付一炬，这种大作为，迥别常情的典范，成了印光大师终身仿效服膺的准则（注一八）。红螺山所以被陈荣捷博士，认为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最初曙光（注一九），指的就是这种思想上的继承与发扬。太虚大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追溯中国近代净土诸祖的系统说：

　　极乐往生一法，虽佛说多经，马鸣、龙树、无着、世亲诸师亦着于论，然至中国，弘扬始盛，蔚为大宗。（中略）波澜转壮，则滥觞庐山莲社，博约其化于昙鸾、道绰；善导、永明又深其旨；至云栖爰集大成；灵峰、梵天、红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解行双绝者，则印光大师也（注二0）。

　　即把印光大师看做继“红螺”彻祖的集大成者。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

　　四、普陀山法雨寺时期的阅藏与成名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北京圆广寺请藏经，检阅料理的当中，发觉缺乏助理的人手。大众推荐印光大师做事精简谨慎。化老见其道行超卓，南归的时候，就请印光大师一同到普陀山，安单于该寺之藏经楼。寺众见师励志精修，都深感敬佩，但师却欿然不以为满足（注二一）。

　　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夏天，大众一再坚请讲经，无法推辞（注二二），于是宣讲《弥陀便蒙钞》（注二三），结束后，即在珠宝殿的侧面闭关，两期共六年。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从光绪七年到宣统三年（一八八一——一九一一），直至清朝皇世的结束，始终韬光养晦，不喜欢与人有所往来，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名字，昼夜专志修持，唯以念佛为主，期早证念佛三昧（注二四）。可见修行欲有所成就，都得经历这一阶段。

　　普陀山，为观世音菩萨示现的道场，印光大师潜居在此最久，由于民国元年，高鹤年居士朝礼普陀山，得到大师的文稿，以“常惭”之名，登于上海《佛学丛报》，法缘因而开展（注二五）。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0各年，徐蔚如等，更多方收集大师书信和文章，刊行《印光法师文钞》，使中国社会万千信众，都沾濡大师法雨。印光大师之名，因而传遍中外。

　　梁启超先生尝说：“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注二六）。陈荣捷教授则提到：

　　一九二0年代，他（印光大师）散发了许多小册子，倡导一种善良的、宗教的生活。他自由的由儒家与道家的宝藏中汲取智慧。儒家与道家的学说是他本人所精通的，他认为这两家基本上与佛教是调和的（注二七）。

　　按照卡尔．莱克尔特的说法“在整个中国，尤其是在江苏省与浙江省，他已经有了无数的信徒。”莱克尔特本人与印光大师相识，他说“虔诚的老印光”（注二八），是信徒们的“年老而备受敬爱的大师”。他们之间有一种“圣洁而感情深厚的关系”（注二九）。而莱克尔特本人则坦言：

　　读印光法师那些倡导阿弥陀佛信仰的小册子，乃至听他宣讲这种生命信仰的深义，实在是一件永难忘怀的经验（注三0）。　

　　可见当时《文钞》如何风行和感动了社会的大众。

　　五、最后弘化的十年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0）二月，师年七十岁，至苏州报国寺闭关，该寺离木渎镇灵严寺很近，师为灵岩订定各项规约，为十方净众开辟此一全国第一的净土专修道场。

　　印光大师到报国寺本欲谢绝一切人事，闭关自修，但众弟子们追随不舍，于是在关中方便说法。结果，弘化事业反较从前更盛。故为弘一大师称谓：“弘化极盛的最后十年。”（注三一）。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九月初，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等恭请印光大师到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前后共八天。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中日战起，京沪沦陷，师移锡云岩寺。方便掩关，不参与外事，安居三年，法体康健，精神矍铄。民国廿九年（一九四O），师年八十，在关中精修，农历十月廿七日，略示小病，隔天午后，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到关房谈话。以严岩寺住持虚悬十余年来（注三二），皆由妙真监院代理，今决定由妙真任之。大众全部赞同，首先选定十一月九日，为妙真师举行升座仪式，但师云太迟，又改定为十一月初四，也说太迟。再改定初一，师才表示可以。到了十一月初三，见师萎顿衰弱，但晚间仍食粥一碗，食毕，对真达和尚及侍疾者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住生。”

　　是夜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向左右索水洗手，又起立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坐在椅子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三时，妙真和尚来，师嘱：“维持道场，弘扬净土，勿学大派头。”此后即嘴唇微动念佛。初四凌晨五时，就在大众念佛当中，安详生西。

　　从以上的叙述，可发现印光大师是自知时至的往生者，是修持净业的实证者，同时带给众生莫大的信心，只要遵循印光大师的开示，努力实践，即能往生净土。

　　弘一大师尝说：“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注三三）可见其悲愿之广，度化之众，因此而被其弟子们尊为莲宗第十三祖（注三四）。以其最后摄化的道场是在灵岩山，故被敬称为灵严大师（注三五）。

【注释略】